潇湘省岳西市政务大厅五楼，干部考核组的灯亮了一整晚。
这是他们首次使用“责任倒查—政绩跟踪”系统开展干部季度考核。
与以往“听报告、查材料”不同，这一次，考核人员全程在电子系统上完成评分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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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自动导入项目进度、节点完成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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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上传干部调度记录、会议纪要、现场图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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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由组织、财政、平台三方分别打分并生成“综合绩效报告”。
组织部长站在一旁，望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数字，低声感慨：
“这才叫真考核。”
“不是看谁会写报告、谁请了专家顾问，是看谁真把事干了。”
书记点了点头：“倒查机制逼着大家不敢躲，这套政绩联动系统逼着大家必须干。”
“接下来，我们要把‘干没干’变成‘干得好不好’。”
这场变化，李一凡早已预判。
星城市委常委办公会上，他提出一个全新的逻辑框架：
“政绩联动—干部评价—财政反馈”三级闭环体系。
他一边在白板上画圈，一边解释：
“政绩是第一信号。”
“干得好不好，不能靠谁说了算，而是数据说了算、项目说了算。”
“干部评价，不再是主观印象，而是行为轨迹、责任进度、反馈结果。”
“财政要成为‘正向激励杠杆’——干得越好，资源越多；拖了后腿，就收紧预算。”
赵斌点头：“书记，我们财政口的彭学文和组织部的刘明远已经就联动机制对过稿子，可以同步推开。”
林晓峰则提议：“兴泰集团可作为平台测评第三方，对干部在项目端表现做出专业评价。”
李一凡当即拍板：“从本季度开始试行。”
“谁再想躲在报告里、资料里、套话里——不行了。”
与此同时，省委制度推进办发布《干部评价系统更新通报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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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干部政绩信息将按季度更新，形成“绩效档案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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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地市干部调度、推进、协调等行为将实时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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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部建立“责任指数”模型，形成干部成长曲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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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厅设立“政绩回馈权重”，直接挂钩预算倾斜；
一句话：
“让干事者有奖、有位、有资源。”
“让混事者无处藏身。”
衡洲市率先跟进，发布全省首份“财政正向回馈计划”。
其中明确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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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地市下辖的县区，如在季度考核中排名前两位者，将获得下一季财政调度额度增加15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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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两季排名靠后者，其财政调度额度冻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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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额度决定平台对接优先级，影响配套政策、专项资金等。
组织部长在常委会上公开解释：“这不是惩罚，是激励。”
“靠惯性拿钱、靠编材料要项目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江陵市也迅速发布“干部绩效通报红黑榜”。
第一批“红榜干部”共有13人，全为重点项目一线责任人；
“黑榜干部”共7人，其中5人原属政务口，另2人来自传统协调岗位，全年无任何实质责任指标。
市纪委书记当场表态：
“黑榜不意味着违法，但意味着失职。”
“该调岗的调岗，该退出的退出。”
李一凡收到各地反馈材料后，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改革设想：
“要把政绩联动从‘人头挂账’变为‘组织闭环’。”
“责任不止于人，还要覆盖条线、单位、平台。”
于是，一份新的政策建议案出炉：
“责任集成单位考核机制”
核心要点有三：
1.
每一个县（区）至少设立一个“集成项目责任单位”；
2.
所有跨平台、跨职能、跨财政口的项目，由该单位负责“横向统筹”；
3.
成果由平台+财政+组织三方验收，单位绩效作为部门预算下拨依据。
赵斌提议：“这等于把‘干部个人干事’扩大为‘组织干系统’，是一次治理升级。”
李一凡点头：
“干部制度是表层，治理逻辑才是底层。”
省委常委办公会上，赵建国翻阅“闭环试点初步成效报告”，脸色微动。
报告总结出一个核心结论：
“干部表现与财政资源出现直接正相关变化，形成组织—政绩—财政的稳定循环。”
他沉吟片刻，只说一句话：
“可以进一步收口。”
组织部长许宏志立刻提出：“可否考虑在年度综合评价中，引入‘政绩闭环指数’，作为干部提拔与机构升级参考依据？”
赵建国点头：“组织部可以主导起草试行意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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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一凡也开始布局星城市下一阶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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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三大平台公司纳入“项目责任联席会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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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平台派出项目官进行“组织备案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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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筹建“政绩分析研究中心”，从数据层面辅助组织决策。
赵斌看着架构草图，喃喃一句：
“书记，这像极了一个新型治理操作系统。”
李一凡平静回应：
“那就让这个系统，先在星城跑起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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